因此，只有先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能通过《共同纲领》。
同时，虽然我国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形式论基础上，已基本形成了行政立法、行政决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体系，并已同步对行政行为的相关概念及内容、形式、程序、效力、构成要件、合法要件、瑕疵行政行为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但也仍有争议。该法出台前，行政法规范极其贫乏，主要表现为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上游规范，以及为数不多且法律位阶较低的中游规范，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条例》等。
此外，将个案适用法律后，进一步从事法之续造，乃是法院之任务。在当下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实践已全方位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以有力推进，这对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根本上开辟了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为检验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发达程度提供了现实标准。但在建构范畴体系的逻辑进路及基本范畴的选择等方面，仍存争议。相较于行政编制法和公务员法，行政机关组织法的核心内容在于确立行政机关的职能，主要规定行政机关的性质和地位、设置和权限、设立变更及撤销程序、基本工作制度等系列制度，呈现出最为直接的外部性效应。为确保中国行政法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应当以依法行政为理念统摄、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行政责任为制度支点来对其加以体系化建构。
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人权保障、权力监督和制约等原则，为行政法规范政府公权力合法运行提供了合宪性政治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当下这种隐私与个人信息混同、各种个人信息类型的混淆以及对个人信息与数据不加区分的混序状态，不仅不利于精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也不利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和数据的合法有序流动，不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倘若不拘泥于典型的物理系统，转而承认作为事实状态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以及私人生活安宁所涉事宜也属于特殊的现实系统，那么其与作为对系统状态之描述的个人信息便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而从个人数据所有权的角度观察，则是通过信息的个人关涉性为个人数据所有权提供归属依据。（一）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 那么作为权利客体，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究竟如何？《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典》第1036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等规定却设置了无需信息主体同意的各种例外事由，这表明了对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强度不同。
1.个人信息权证成：基于同隐私权的比较 要证成个人信息权，不妨从其与隐私权的比较展开。二是，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促使数据的经济价值陡然增长，但数据与信息及相关权利的区别却尚未被充分揭示。
（二）混序状况引发的法律规制难题及其化解 1.混序状况引发的法律规制难题 隐私、信息与数据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数字时代构建个人权利的前提和起点，但既存的混序状态导致三者界限模糊，引发很多误解和立法规制的难题。如此一来，便无法为数据企业创设在适当范围内具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效力的数据权利。《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随即转变立场，将数据信息拆解为个人信息和数据，分别在第109条和第124条加以专门规定。就此而言，个人信息权与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区分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单纯再现，而是以信息与数据的区分为基础对个人权利在规范世界的技术性建构。
其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独处的生活状态，并为此划出合理界限。从《民法总则》第11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已明确采取对隐私和个人信息区分保护的二元模式。以知情同意权能为例，同意行为究竟是行使个人信息权还是个人数据所有权，取决于所授予权限的具体内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厘清，具有事实与规范的双重价值。
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并非一切形式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而是受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前者比如自然人的行踪信息、健康信息、性取向信息、私密部位信息等，因其与自然人的行踪、健康状况、性取向、私密部位等隐私事实联系紧密，故而处于个人的私密领域，应受更高程度的保护。
但要实现正义，就必须运用清晰、有序的法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就是个人数据，只是在称谓上存在不同，或者使用个人数据，或者采取个人信息。
而与此同时，数据经济价值提升所引发的有关数据权属和使用规则的纠纷也层出不穷。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位阶上高于作为财产权的个人数据所有权。然而，三者在当下的权利话语中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由此引发了法律规制难题。尤需回应的是，在个人信息上设权并不会对信息的利用造成阻碍。社会大众之所以混淆隐私和个人信息主要原因是担心不将手机号码、家庭地址等不纳入隐私，就不能得不到法律保护了。而美国采取以隐私权一并保护个人信息的大隐私模式，许多学者将隐私解释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个人信息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隐私。
而系统之状态尤其体现为结构，即多个要素组成系统的方式和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其虽然从具体的系统抽象而来却可以转用于其他系统。如此，便可以消除当下权利话语中关于隐私、信息与数据的混乱秩序，在有序呈现权利客体的基础上再造数字时代的个人权利体系，从而形成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和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差序格局。
在词源学上，数据（Datum）即存在者，据此任何客体均为数据。所以第127条虽然看似单纯的宣示性规定，但其意义却不仅限于立法的有意留白，而是揭示了数据之上的财产利益及其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从而为在现行法上建构数据财产权的规范体系和将来的数据立法提供重要指引。
即一方面，尽管隐私、信息因为属于人格利益而不能被支配，但此二者连同数据依然属于权利所指向或者关涉的客体。概言之，法律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立场完全不同，个人信息的主要价值在于社会交往的可识别性，其功能定位于正常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础，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媒介作用。
（一）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区分保护 在现行法上，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区分保护已成定局，关键在如何对二者予以准确的权利界分。从反面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2条第1款便将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排除在外。德国为保护个人信息发展出信息自决权（Recht auf info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制定统一的《联邦数据保护法》并发展出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由此可见，某一受法律保护的地位要想成为权利往往并非易事，有着一个权利化的发展过程。
假如抛开事实问题而聚焦于规范层次，便不难发现，黑克所称的应然概念与秩序概念分别指向规范适用与体系构造两大领域。但其实，隐私具有很强的不可定义性，而所谓的1+3立法模式只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列举。
隐私、信息与数据既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又因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特别法中得以发展，已成为计算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基石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简单讲，信息不是为了保护而存于世间的，相反恰恰是为了利用。
确立个人数据所有权的主要意义有两点：一是要求信息处理者（多为平台企业）必须以得到个人的授权为前提才可以获取数据用益权。假如排除纯粹的思维系统，也可以说系统是现实的片段。
第一阶段是借道名誉权对隐私予以部分地保护。鉴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一般性地要求同意应明确作出，与《民法典》第1033条的要求完全一致，就此继续适用隐私权规定尚无不可。其实，隐私之上应为个人设定具体人格权已无疑问，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之上能否设权，此种权利的性质究竟如何，以及私密信息的规范适用等问题。个人信息兼具私密性与社会性，后者在信息时代表现更为显著，而隐私只具有私密性。
计算法学绝非凭空而来，毋宁需要传统法学的沁润和滋养。所以从结构上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无疑都属于框架性权利。
随后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承认个人信息之上存在民事权益的立场始终未变，最终体现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二是个人信息权只是一种框架性权利，个案中仍然可以通过权衡的途径将特定的利用行为排除在权利侵害之外。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主张前述个人信息不构成隐私，绝不意味着这些信息完全不受法律保护。与此不同，个人信息并不等同于事实状态本身，而是以对事实进行表达的信息形式存在。
